劉易斯拐點

什么是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一個概念，即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狀況即將結束。另外按照吳敬璉先生的解釋，所謂“劉易斯拐點”，是指在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逐步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逐漸減少，最后再也沒有富余勞動力了。

劉易斯拐點的產生

劉易斯認為，在一國發展初期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式生產的“維持生計”部門（以傳統農業部門為代表）；一個是以現代生產方式生產的“資本主義”部門（以工業部門和城市為代表）。農業部門人口多、增長快。由于邊際生產率遞減規律，其邊際生產率非常低甚至為零，農業部門出現大量勞動力剩余。此時，只要工業部門能夠提供稍大于維持農村人口最低生活水平的既定工資，農業部門就將涌入大量勞動力至工業部門，為工業部門的擴張提供無限的勞動力供給。（所謂“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即指勞動力供給曲線在既定工資水平下具有無限彈性。“既定工資”即是農業部門勞動力維持生活需要的最低收入水平。）

隨著勞動力數量的增長，農業中勞動的邊際產出量降為零。此時，農業部門中存在大量的隱性失業。當工業部門提供既定水平工資時，農業部門勞動力向工業部門轉移，隨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工業部門不斷擴張。由于在既定工資水平上，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工業部門在實際工資不變的情況下將所獲得利潤轉化為再投資，將規模不斷擴大直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全部吸收完，這個時候工資便出現了由水平運動到陡峭上升的轉變，經濟學上稱之為“劉易斯拐點”。

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的關系

與“劉易斯拐點”相對應的是“人口紅利”，由于年輕人口數量增多形成的廉價勞動力，提供給經濟發展相對便宜的要素價格。對于很多發展中國家而言，廉價勞動力是發展的一個重要要素，這一點，在我國目前的經濟增長模式中也表現得較為明顯。

而“劉易斯拐點”與“人口紅利”之間似乎有一種正相關的關系，前者的顯現，往往是“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一個前兆。目前我們面臨的“拐點”更多的是指“初級勞動力”領域，相對應的，以技師、技工為代表的“中級勞動力”數量卻越來越不足（大學本科生以上的“高級勞動力”倒是在增加，但質量并不樂觀），這更加加劇了未來發展的風險。

“劉易斯拐點”：是挑戰更是契機

劉易斯拐點”的到來，預示著剩余勞動力無限供給時代即將結束，“人口紅利”正在逐漸消失。關于“確切的時間”是否2009年，有沒有這么快，當然見仁見智，但勞動力短缺在中國的出現絕非危言聳聽，它總有一天會到來，而且時間不會很久，“民工荒”就是勞動力市場變化的征兆。

毋庸諱言，數目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在當下的中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一旦這個重要角色出現市場短缺，對于整個經濟大戲的挑戰是巨大的。那種粗放的、低水平的、勞動力密集的經濟增長點，將面臨嚴重的萎縮。

人口發展規律告訴我們，“人口紅利”不可能無限期延續。因此我們必須考慮與“人口紅利”相伴相隨的“人口詛咒”——當我們過分依賴廉價勞動力優勢時，久而久之便會失去創新的能力，以致在“人口紅利”枯竭時，處于不可持續發展的境地。這個意義上，“劉易斯拐點”不啻為一種“倒逼”，跨過這道坎，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將是一番嶄新的廣闊天地。

同樣，因為“劉易斯拐點”的到來無可避免，中國經濟發展也面臨著一場“重生”。那些粗放而低技術含量的增長點，該萎縮的盡管讓它萎縮；那些僅僅看重我們廉價勞動力的資本，該走的盡管讓它走——丟掉這些并不可怕，只要我們能夠實現產業升級，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把傳統制造業改造為先進制造業，提高核心競爭力。

“劉易斯拐點”是形成一個健康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的良好契機。一方面，民工荒實際上是民工權利荒，民工短缺實際上是權利短缺或制度短缺，這就需要我們在保護民工權利方面做更多的工作；另一方面，要加強教育供給，尤其是職業技能教育供給，提高勞動力質量和水平，滿足產業升級后的勞動力市場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