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當·斯密問題，指19世紀末期在德國提出的以下問題，即亞當·斯密在《道德情操論》中提出的同感(sympathy)原理與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利己心原理相互矛盾。因此認為斯密是受了法國唯物論的影響導致了從前者到后者的思想上的轉變。“亞當·斯密問題”（das＇AdamSmith-Problem＇）這個稱呼，是熊彼特用德語首先給出的。

但是，問題的提出者忽視了《道德情操論》在《國富論》出版后還在改訂的事實，并且將同感與利他心的概念混淆等同，這樣的誤解導致了該問題的提出。

雖然如此，該問題的提出以及隨后《法學講義》的發現，成為了加深研究亞當·斯密的思想體系中倫理學和經濟學、以及法學之間關系的契機。

對于亞當斯密在強調同情的道德情操論與強調私利的國富論兩書間是否存在矛盾一直有很大爭論。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稱這為“亞當斯密問題”（das＇AdamSmith-Problem）。在道德情操論一書里，斯密似乎強調人類在慈善動機下的意圖與行為的同步性，而在國富論里這則被分裂為“看不見的手”，亞當斯密宣稱，在資本主義體制里，個人依照他們自己的利益行動時也會提升共同體的利益。于是這便解除了私利的矛盾，他也多次指出對于利己和人類動機的狹窄定義所可能引發的矛盾。不過這并不表示斯密的道德情操論一書否定了私利的重要性，他寫道：

因此，物種自我保衛和繁殖的機能架構，似乎是自然界給予所有動物的既定目標。人類具有向往這些目標的天性，而且也厭惡相反的東西；人類喜愛生命、恐懼死亡、盼望物種的延續和永恒、恐懼其物種的完全滅絕。雖然我們是如此強烈的向往這些目標，但它并沒有被交給我們那遲緩而不可靠的理性來決定，相反的，自然界指導我們運用原始而迅速的天性來決定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饑餓、口渴、尋求異性的情欲、愛情的快樂、和對于痛苦的恐懼，都促使我們運用這些手段來達成其本身的目的，這些行動都將實現我們原先所未料想到的結果—偉大的自然界所設定的善良目標。

亞當斯密本人并不認為這兩者存在矛盾，在國富論一書出版后，他又發行了經過稍微修正的道德情操論版本。他或許認為道德情操和私利最終都將達成相同的目標。